三、初次明确了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的界定标准



中基协此前《登记须知》等自律规则和原清单中均有“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相关表述，但从未说明判断主要出资人的明确标准。实践中亦存在较大争议，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于主要出资人的认定标准从“持股50%以上”到“实际控制”，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此次《2022版清单》对于冲突业务许可证明文件申请材料的要求中，初次明确申请机构的主要出资人系指“出资比例≥25%的出资人”。明确主要出资人的范围，其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确定“从事或曾经从事冲突业务”的小股东究竟要把股权比例压低到多少，才能参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经营。这对于明确预期，减少登记审核的不确定性，降低登记服务机构执业风险等方面大有裨益。



笔者认为，在中基协未特别说明的情况下，《2022版清单》其他部分以及其他自律规则中关于“主要出资人”的表述，均可参考此次《2022版清单》规定的“主要出资人”识别标准。



四、对冲突业务建立更详细的限制性规则，并初次建立“冲突业务静默期”规则



此前《登记须知》仅规定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申请机构自身曾经从事过或目前仍兼营与私募基金业务相冲突业务的情况下，中基协才会不予办理登记。但中基协在“窗口指导意见”中早已将这一规则延伸至实际控制人及高管人员。《2022版清单》对“窗口指导意见”进行整合和内化，明确了如下规则：



（1）申请机构自身不得从事冲突业务；



（2）申请机构关联方从事冲突业务的，需持有许可；



（3）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但是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放宽至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4）高管人员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此次《2022版清单》针对冲突业务建立了详细规则，并创造性地针对自然人设置了5年的“冲突业务静默期”，仅要求其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相对放宽了对自然人过往从事冲突业务经历的审核尺度。



五、对申请机构及其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的合法合规及诚信情况提出了更高要求



根据原清单，申请机构在申请登记时仅需披露其自身存在的相关诚信信息情况，《2022版清单》不仅对需披露的诚信信息内容进行了变更，而且对申请机构的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2022版清单》公布实施之前，基金从业人员的诚信信息要求主要由中基协2022年5月10日发布实施的《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进行规定，存在不良诚信信息的相关人员将无法取得从业资格（详情见本所2022年5月16日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2022版清单》规定，在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存在严重不良舆情、经营不善等重大风险问题时，中基协可以采用征询相关部门意见、加强问询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情况。





此前，不论是《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于合格投资者人数的上限要求，都是针对单只基金产品而言；而《资管新规》的上述规定，则按单个融资项目为准对同一私募基金管理人所设多只基金的投资者人数设置上限。但是，《资管新规》关于不得“变相突破投资人数限制”的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具体应如何理解值得探讨。



笔者理解，若针对同一融资项目同一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多只相同类型的基金产品，则只要所有基金的投资人数之和超过单只基金通常的投资人数上限，即视为“变相突破投资人数限制”。



举例而言，若同一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多只契约型私募基金直接投资“单一融资项目”，只要第1只基金已经达到200个投资者（契约型私募基金投资人数的通常上限），则自第二只基金开始无论投资人数多少都将可能被视为“变相突破投资人数限制”，比如下图所示：


另一种情形是，若针对同一融资项目同一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多只不同类型的基金产品（契约型、合伙型、公司型），因契约型基金投资人数上限为200人，而合伙型、公司型通常为50人上限，那么此时这些基金的投资者人数之和达到多少会被视为“变相突破投资人数限制”呢？如下图所示：


笔者倾向于认为，此情况下，应按照更低的50人标准确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同一融资项目中的资金募集人数上限，即只要上述三只基金的投资人数之和超过50人，即被视为“变相突破投资人数限制”。当然，还有待监管部门明确。


上述案例并未考虑产品嵌套的情况。那假设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若干只契约型私募基金，进而嵌套投资底层的有限合伙型基金并投向单一项目，是否能规避上述限制呢？


如前所述，按现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基金业协会已备案的基金产品一般会被视为合格投资者，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穿透核查、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因此，理论上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多只契约型基金嵌套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方式变相面向200人以上的投资者募集资金。